向他致意。

医学生为什么会成为最疲惫的一群人

医学生的困境不能只概括为“学制长”或“考试多”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他们往往同时处于几套制度之中，却没有获得任何一种身份的完整权利。

既是学生，又承担真实的临床劳动

进入临床阶段以后，医学生、专业学位研究生和住院医师需要值班、写病历、跟随查房、完成科室事务，并面对真实医疗环境中的责任压力。

但在报酬、休息、请假、工时和劳动保护问题上，他们常常首先被定义为学生；在科室需要人手、需要承担任务时，他们又被视为医疗队伍的一部分。

于是出现了一种极不对称的身份：

谈责任时，他们接近劳动者；
谈报酬时，他们是学生；
谈服从时，他们是下级；
谈权利时，他们又只是受培养者。

这种模糊不是抽象的法律争论，而会落实为一次次夜班、一次次临时任务、一次次“不好意思开口”的请假，以及无法清楚计算的低偿甚至无偿劳动。

既要成为医生，又要证明自己是科研人员

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，需要长期训练病史采集、鉴别诊断、操作技能、临床判断、沟通能力和伦理意识。但在许多教学医院的现实评价中，论文、课题、基金和影响因子又深刻影响导师考核、医院排名、学科评估、职称晋升和人才竞争。

压力沿着组织结构逐级传递：学校向医院要成果，医院向科室要成果，科室向医生要成果，导师再向学生要成果。最后，最缺乏议价能力的学生承担了最具体的压力。

他们不仅要完成临床轮转，还要做实验、录数据、写论文、准备开题和答辩。他们被期待同时成为合格医生和成熟研究者，却未必拥有足够的时间、资源和真正独立的选择权。

问题并不在于医学不应该做科研，而在于我们把“科研能力”压缩成规定时间内生产论文，又把论文变成毕业、留院和晋升的通行证。当科研从探索问题变成生存指标，学生学到的可能不再是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，而是如何尽快完成一项可以发表的工作。

培养关系中的权力极不对等

研究生导师掌握的通常不只是一门课程的成绩。导师可能影响研究方向、署名顺序、经费使用、开题评价、毕业进度、就业推荐，以及学生在一个相对集中的专业圈层中的声誉。

教育部 2020 年发布的《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》已经明确规定：导师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、科研和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，不得违规随意拖延毕业，应当关注研究生的学业、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，不得侮辱学生人格。

规则其实已经写得相当清楚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当学生认为这些规则被违反时，他能向谁求助？

如果投诉仍由导师所在院系内部处理，如果更换导师实际上需要原导师同意，如果学生必须实名举报、独自举证，同时承担关系破裂、延期毕业和职业前景受损的风险，那么纸面上的权利就很难转化为现实中的安全。

学生不是不知道有申诉渠道，而是不确定使用渠道以后，自己还能不能顺利毕业。

“吃苦”被包装成职业精神

医学确实需要责任心、纪律和坚韧。面对急危重症，医务人员不能随意离岗；面对复杂病情，医生也必须承受普通职业少见的压力。

但“医学需要奉献”很容易被偷换成另一句话：只要打着培养医生的名义，任何痛苦都是合理的。

长时间工作被称为锻炼，长期睡眠不足被称为成长，低报酬被称为学习成本，服从不合理要求被称为尊师重道。一个人表达无法承受时，周围最先询问的往往不是“制度是否过度”，而是“为什么别人能坚持”。

医学生从进入学校开始，就被训练去照顾患者、理解患者、识别患者的危险信号，却未必被允许承认自己的脆弱。一个未来的医生仿佛应当比普通人更理性、更坚强、更能熬夜，也更不应该崩溃。

但医学知识不会让人免于悲伤。白大衣也不是心理防护服。

在提升待遇和降低压力之间，最先拿出的办法仍然是扩招

就在这起事件引发关注的前一天，2026 年 9 月 14 日，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表示，未来五年将扩招医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，同时从薪酬、人事激励制度等方面增强岗位吸引力，使广大医务人员愿意长期稳定工作。

中国新闻网关于未来五年扩招医学本科和硕士的报道截图

这项政策当然不能被歪曲为“卫健委只想扩招，不想提高待遇”。公开表述里确实提到了薪酬和人事制度改革。

但几项措施的确定程度并不相同。

“未来五年扩招医学本科和硕士”是一个清晰、具体、能够下达指标并进行年度考核的行动；“从薪酬、人事激励制度等方面增强岗位吸引力”，却仍然是一种方向性表达。它没有同步说明工资如何增长，住培人员最低待遇如何保障，超时劳动如何限制，也没有说明医学生承担临床工作时应获得哪些明确权利。

于是，人们看到了一种熟悉的政策顺序：

当现有医务人员已经不堪重负时，首先想到的不是减少他们的负担，而是再培养更多的人来分担负担。

问题在于，医疗系统缺少的究竟是什么？

是中国培养的医学毕业生总量不够，还是合格医生不愿意、也难以长期留在基层、儿科、急诊、精神卫生和欠发达地区？

是没有人愿意学医，还是越来越多学医的人在漫长培养、低起点收入、高强度劳动和不确定职业前景面前，开始重新计算这项选择是否值得？

如果真正短缺的是有保障、有尊严、能够长期从事医疗工作的岗位，那么单纯增加医学生数量，解决的可能只是招生数字，而不是医疗人才短缺。

扩招是最容易实施的改革

扩招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行政工具：它可以直接分解为招生指标，可以迅速形成“增加人才供给”的政策成果，真正的就业和待遇压力则会在几年后才集中出现。它不必立即触碰公立医院补偿、医保支付、编制、薪酬和工时这些更难的问题。

提高待遇则意味着必须回答：钱从哪里来？是增加财政投入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，还是改变医保支付方式？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如何定价？住院医师、专业学位研究生和普通研究生之间的待遇差异如何处理？

降低压力同样困难。它意味着给临床工作设置真实边界，限制连续工作时间，承认年轻医生和学生的休息权，并增加实际用工成本。改变人事激励制度，还会触碰编制、职称、论文、基金、绩效分配和医院等级竞争。

所以，扩招未必是效果最确定的改革，却往往是行政上最容易完成的改革。它增加的是未来的人数，不必立即重新分配今天的利益。

“医生不够”可能掩盖的是分配问题

中国医疗人才短缺并不是均匀发生的。真正缺人的往往是基层、县域医院，以及部分高压力、低回报、风险较高的专业。大城市头部医院并不一定缺求职者，一些医院的招聘门槛反而不断提高，硕士、博士和科研经历逐渐成为竞争条件。

这意味着，我们面对的未必只是总量不足，更可能是三种结构性失衡：

**地区分布失衡：**人才向大城市和大型医院集中，基层岗位缺乏吸引力；
**专业分布失衡：**儿科、急诊、精神卫生、全科等岗位风险和压力更高；
**职业阶段失衡：**系统需要大量年轻人承担一线工作，却没有提供与责任相匹配的收入、休息和发展预期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扩招只有与岗位改革结合才可能发挥作用。否则，新增加的医学生毕业后仍会涌向少数城市、医院和热门科室；进入基层的人也可能在几年后离开。人才培养规模增加了，真正短缺的地方仍然留不住人。

扩招可能进一步削弱年轻医生的议价能力

增加人才供给并不必然提高从业者待遇。如果岗位、财政投入和劳动保障没有同步增加，更充足的人才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医院继续提高学历门槛，培养周期继续延长，年轻医生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，个人也更不敢拒绝不合理的工作要求。

这可能形成一个循环：

因为待遇和压力导致岗位留不住人，于是增加招生；人才供给增加以后，个体的议价能力进一步下降；议价能力下降，又让待遇和工作条件更难改善。

扩招原本是为了缓解医务人员短缺，最后却可能成为延缓劳动条件改革的办法。

这并不是说医学教育绝不能扩招。人口老龄化、慢性病增加，以及基层、康复、护理、精神卫生等需求增长，确实可能需要更多人才。但扩招至少应满足四个前提：

招生增加必须与合格临床教学资源同步；
扩招方向必须对应真实的地区和专业缺口；
新增培养规模必须对应有保障的就业岗位；
扩招不得替代薪酬、工时和评价制度改革。

否则，我们增加的不是医生，而只是更多处于漫长等待期、相互竞争的准医生。

医学教育改革应该从哪里开始

真正能够避免下一场悲剧的，往往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，而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制度。改革也不应该从再开一门心理健康课程开始，而应该从削弱学生对单一权力主体的依附开始。

建立真正独立于导师的申诉系统

学生投诉导师、申请更换导师或者提出暂停培养，不应由原导师或与其利益关系密切的科室单独决定。学校应建立独立的研究生权益机构，引入研究生管理部门、非涉事科室专家、心理或精神卫生人员、法务伦理人员和学生代表。

投诉以后还应自动启动防报复机制。学生的奖学金、开题、答辩、轮转和就业推荐，不能因投诉受到隐性惩罚。更换导师也不应被视为对老师的“背叛”，而应像转诊一样，成为培养关系不适配时的正常制度选择。

把导师权力拆分开

导师可以指导科研，但不应独自决定学生能否毕业。

科研指导权可以属于导师；培养进度由导师委员会共同评估；请假和休学由学校行政系统决定；学位论文由独立评审机制判断；投诉由独立机构处理；心理危机由专业人员评估。

只有将权力拆开，学生才不至于因为和一个人的关系恶化，就失去全部未来。

建立不可被导师否决的紧急请假制度

学生本人或直系亲属出现重大疾病、事故、死亡等情况时，应有明确的紧急请假和暂停培养权。这项权利不应建立在导师的同情心上。

学校可以要求学生事后补充材料，可以安排临床工作的交接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培养期限，但不能要求一个遭遇重大灾难的人，在最脆弱的时候逐级求人、反复解释，更不能用开题、论文或毕业迫使其返回岗位。

一个制度是否有人性，不是看它在一切正常时怎样运行，而是看一个人遭遇人生最坏时刻时，制度是否允许他先去做一个儿子、女儿、父亲、母亲，或者只是一个普通人。

明确临床劳动的工时、报酬和责任边界

凡是提供真实医疗服务、承担稳定岗位任务的医学生和住培人员，都应有可记录、可查询的工时。医院不能只记录出勤而不记录超时，不能把夜班后的继续工作视为理所当然，也不能长期用“学习机会”替代劳动报酬。

至少应明确：每周工作时间和连续工作上限、夜班后的强制休息、值班补贴、病假和事假权利、学生可以独立承担的医疗责任边界，以及临床任务与科研任务的时间分配。

这不是降低医生培养标准。长期疲劳会损害注意力、判断力和学习效率。保护医学生，也是在保护未来的患者。

让临床能力重新成为评价中心

不是每一名优秀医生都必须成为高产科研人员，也不是每一名八年制学生都必须走同一条“临床加科研”的道路。

医学人才可以有不同方向：以诊疗为核心的临床医生、以临床研究为核心的医师科学家、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医学研究者，以及偏向教学、公共卫生或管理的人才。不同道路应有不同标准。

临床型学生应主要通过诊疗能力、临床推理、操作质量、患者安全和职业伦理接受评价，而不是用几篇论文决定其是否“合格”。真正的分类培养，不是在相同论文要求之外再给所有人增加一套临床考核，而是允许不同类型的人才不再参加同一场指标竞赛。

心理支持必须与实际权利相连接

心理咨询很重要，但如果压力来源是超长工时、毕业威胁、家庭危机和权力压迫，那么只教学生冥想、时间管理和情绪调节，很可能只是教他们如何更安静地承受不合理制度。

心理服务必须能够连接到实际权利：专业人员可以建议暂停临床或科研任务；危机状态能够快速转介；咨询记录不得向导师泄露；接受心理治疗不得影响评奖、就业和执业评价；暂停培养后有清晰的复学路径。

心理咨询不能成为制度拒绝改变后的“情绪维修站”。

改革应该往哪里去

中国医学教育真正需要走向的，不是一套更宽松的制度，而是一套标准依然严格、权力受到约束、责任与权利相匹配的制度。

严格与残酷不是一回事。

严格意味着培养标准公开、稳定、一视同仁；残酷则意味着标准可以被个人随意解释，学生必须靠服从换取安全。

严格意味着不能胜任临床工作的人不能成为医生；残酷则意味着能够成为好医生的人，可能因为一篇论文、一次关系破裂或一场家庭灾难被挡在门外。

严格意味着学生必须承担责任；公平则意味着医院和导师也要对培养质量、合理工时、人格尊严和学生安全承担责任。

改革最终应完成三种转变：

**从师徒依附走向制度培养。**导师仍然重要，但不应成为学生学业命运的唯一入口和出口。
**从成果生产走向能力培养。**论文可以证明一种能力，却不能代表全部医学能力，更不能成为衡量所有医学生的统一尺度。
**从要求个人坚强走向建立组织韧性。**好的制度不是筛选出最能忍受伤害的人，而是让普通人在遭遇困难时仍能恢复、继续和重新选择。

能变好吗，又要等多久

能，但不会因为一次热搜自动变好。

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制度，而是规定是否真正落地，违反规定是否需要付出代价，以及学生能否在不牺牲前途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规定。

如果一次事件之后，学校只是增加心理讲座、要求辅导员多谈话、在宿舍安装更多防护设施，却不触碰工时、待遇、毕业评价和导师权力，那么改变会非常有限。

一到三年：个别学校完全可以明显改善

紧急请假、投诉保护、更换导师、心理危机干预和导师培训，并不需要等待整个医疗体系重建。只要学校愿意承担责任，这些制度可以在一两个学年内建立。

短期改善的关键不是“能不能”，而是“愿不愿意”。

五到十年：评价和培养方式才可能实质变化

论文评价、职称晋升、医院排名、学科竞争和研究生培养彼此相连。只有教育、卫生健康、人社、财政、医院评审和学位管理部门共同改变评价方式，压力才不会只是从一张表格转移到另一张表格。

这类改革需要持续数年，才可能改变一代管理者和导师的行为习惯。

更长时间：才能解决医学劳动力的结构性问题

年轻医生和医学生的处境最终还与医疗服务价格、公立医院补偿机制、人员编制、医生薪酬和区域资源分配有关。如果医院长期依赖低成本的年轻劳动力维持运转，再漂亮的培养方案，也可能在执行中重新变成压低成本的工具。

这一层改变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久。

但“结构改革很慢”不能成为拒绝眼前改变的借口。我们不必等到整个医疗体系完善以后，才允许一个学生在家庭遭遇急难时回家；也不必等到所有评价制度重建以后，才禁止导师侮辱学生；更不必等到财政问题全部解决以后，才开始记录年轻医生的工时。

有些改革很难。有些改革只是过去没有被认真对待。

结语：先修补漏洞，再把进水管开大

在宏观规划里，医学生很容易被视为未来医疗服务供给的一部分：某个地区缺医生，就增加招生；某个专业缺人，就扩大培养规模；基层留不住人才，就增加定向计划。

但对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，学医不是一项等待投入生产的人力资源计划，而是一段可能持续八年、十年乃至更久的人生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们要承担教育和生活成本，经历考试、轮转、规培、科研与就业竞争，推迟获得稳定收入的时间，还要承受疾病、死亡和医疗责任带来的心理压力。

系统不能只计算五年后能增加多少医学毕业生，也必须计算：今天的医学生付出了多少低偿劳动，有多少人在培养过程中退出，有多少人毕业后不愿从医，又有多少年轻医生虽然留下，却已经耗尽了最初的职业热情。

如果一个水池不断漏水，正确的做法不能只是把进水管开得更大。

扩招是在扩大进水量；提高待遇、限制过度劳动、改革评价、约束导师权力，才是在修补漏洞。

因此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“要不要扩招”，而是改革的先后顺序：

先让现有医务人员能够有尊严地工作，再决定需要增加多少人；先弄清楚人为什么离开，再培养更多人进入；先修复岗位，再扩大供给。

提高待遇不是扩招后的奖励，降低压力也不是人才足够以后才考虑的福利。它们本来就应该是扩招能够成立的前提。

我们尚不知道这名年轻学生究竟经历了什么，也不应替他书写一份未经证实的遗言。但医学生长期面对的多重压力是真实存在的：漫长的培养周期、密集的临床工作、科研和毕业要求、模糊的劳动身份，以及高度不对等的师生权力关系。

对悲剧最负责任的回应，不是匆忙制造一个反派，也不是再说一遍“年轻人要珍惜生命”，而是继续追问：当一名医学生遭遇家庭巨变时，谁有权让他停下来？当导师越过边界时，学生能否安全地说“不”？当临床工作已经接近劳动时，学生为什么没有相应的休息和保障？当一个人明显无法支撑时，制度为什么仍然只关心论文、开题、值班和毕业进度？

医学的价值，是把具体的生命置于中心。

这项原则不应只适用于病床上的患者，也应适用于站在病床旁边的学生。

一个培养医生的制度，首先应该学会保护人。

参考资料

教育部：《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》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：《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
中国新闻网关于 2026 年 9 月 14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会的报道截图，见本文配图。

本文关于具体事件的叙述仅限截至 2026 年 9 月 16 日能够确认的公开信息。若校方、警方或有关部门后续发布正式调查结论，应以正式通报为准。